太平經的前因與後果

太平經的前因與後果06.07.2009元始道長

太平經的前因與後果之張角、張魯、余吉三人情況不同。

就太平經的系統上說，余吉和二張雖共屬一個道門，但就他們所經過的事蹟上看來，即知張角和張魯彼此所處的時局、所走的路線絕不相同，而余吉也不能和二張相提並論。

張角正當漢靈帝年代(西元 168—189)，朝廷昏亂，闔豎掌握大權(闔豎即宦官，普通稱作太監)；黨獄鉤牽，忠良盡遭法網(凡是反對宦官的人皆有罪，因一人之罪，牽連到父子、兄弟、親族、朋友、門生、屬吏，皆不能倖免，這樣辦法，當時稱為鉤黨，因此被害者無數，詳情見後漢書‧黨錮傳及宦者傳)；更加苛捐雜稅，層層盤剝；災荒饑饉，民不聊生；張角乘此機會，領導黃巾起義，手段在發動群眾，目的在顛覆漢室，志願在順天應人(易經上說：革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

黃巾的標語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後來兗州黃巾又拾曹操書曰：「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中平元年，黃巾起義，呂疆言於是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這次掀起全國革命高潮以後，張角等雖遭不幸，而黃巾反日見增名，其故有四：一、黃巾化整為零，散佈各處；二、黃巾潰敗後與其它革命集團合併，仍以黃巾為號；三、有些集團本無革命思想，他們也冒名黃巾以壯聲勢；四、他股在當時原有許多自立名號，但外人弄不清楚，一概稱作黃巾。因此，黨錮傳說，「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

張魯在漢獻帝時所碰到的局面就兩樣了。漢運將要告終，梟雄同時並起，宦官已被殲滅，天子等於囚徒，戰禍經年累月，民間十室九空，幾人稱帝稱王，國內一團混亂(曹操自誇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語見三國魏志‧曹操傳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中)張魯於此時佔據漢中，手段在以教為政(如張魯傳說：「其來學者，皆教以誠信不欺，有病自首其過；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這些辦法，都是用宗教上的感化主義，代替政治上的 措施)，目的在保境安民，志願在繼承道教(即張魯的祖父張道陵所遺傳的五斗米教)，只求於萬方多難之中維持一片乾淨土，暫時不受糜爛之災，余願已足，別無其它的奢望；有四點可以證明：一、拒絕群下尊稱漢寧王號；二、不欲堅守關隘抵抗曹兵；三、封藏寶貨倉庫留給國家；四、始終接受朝廷官爵名義(張魯於西元188年攻取漢中，原是奉了益州牧劉焉的意旨行事，劉焉死後，其子劉璋，軟弱無能，張魯不願承奉，璋遂殺魯母及魯弟，魯因此叛璋獨立，時在西元200年左右，後人就說張魯於此年占據漢中，其實他在十年之前早已掌握漢中政權了，至西元215年方歸順漢朝，首尾共計廿八年，各義上仍是一個漢寧太守，並未 自立別種稱號)。

余吉平日的行為和他遭難的經過，史無明文，只有孫策傳裴注所引江表傳提及此事。但裴注又引搜神記一段文章，比較江表傳所說，頗不一致；裴注三國志完成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西元429)，距離余吉之死不過二百二十九年(余吉死在西元200年)，當時裴松之自己就說：「江表傳、搜神記，余吉事不同，未詳孰是。」今日距離裴松之作注的時代又過了一千五百三十年，更難偏信一家之說，只好再將搜神記原文錄之如下，以充實參考資料。

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許即許昌，是漢獻帝都城)，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熇音郝，熇厲即酷熱)；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孫策有時親自早晨出去切實督察)，見將吏多在吉許(這個許字作處字解，言將士和屬 吏多在於吉之處)，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余吉耶？而先趨務之，(意謂，我比不上余吉嗎？你們偏要去奉承他)。便使收吉至 (收字作拘拿解)，呵問之曰：天旱不兩，道塗艱溘，不時得過(道路不能即時順利通行。此指水路而言)，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忱戚(責駡余吉說，你不和我們一同心焦)，安坐船中，作鬼物(裝模作樣)，敗吾部伍(破壞我軍營紀律)，今當相除(不容許你存在)。

令人縛置地上暴之(旁人把余吉捆綁起來放在地上，讓烈日去曬他)，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 (日中即午時，若午時有雨，就可放他，若無雨，就要殺他)。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雲氣零碎集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大家認為余吉可以免罪)，並往慶慰(往余吉處慶賀及慰問)；策遂殺之(孫策言而無信，仍把余吉殺了)，將士哀惜，共藏其屍，天夜，忽更興雲覆之(夜間有雲蓋覆屍體之上)，明日往視，不知所在(不見其屍何在)。」

看上段記載，余吉當時經過的情況，雖與前文所引江表傳不同，惟因孫策手下一班將士十分信仰余吉，遂招惹孫策的憤嫉，必欲殺之以洩憤，這些情況在兩種記載上差不多是相同的。今日就事論事，孫策固然是擅用威權，濫殺無辜，而余吉當時偏要和孫策部下諸將土們混在一起，究竟他心中抱著什麼目的？想要做些什麼事情？我們無法推測，因為他表面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像張角、張魯等行跡光明、容易使人理解，所以不能把他和二張作比較的論斷。

但是余吉和太平經也有直接的關係，而且死非其罪，史家又無明文詳敘其事，故不嫌煩瑣，將孫策傳裴注所引兩種不同的記載先後並錄於此，以備觀覽，原文字句有簡古之處，酌加語體解釋，希望後來的讀者得到一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