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修己入世救難

出世修己入世救難05.11.2009元始道長

明代文學作品中呂洞賓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展示了一種積極的入世精神，呈現了一種對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注和主動介入的態度；另一方面，他的形象中又有強烈的出世色彩，認為人只有去世離情才能修仙證真。黃粱夢的故事，實質上反映的就是修仙與入世間的強烈衝突和不協調。而明代通俗文學的作者，將這個故事大量引入其作品，就是在宣傳一種對現實的失望和放棄態度。

其實，呂洞賓文學形象的二重性，正是道教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基本衝突的反映：以個人修仙為目標的道教，應該如何與世俗社會中，民眾對道教和道教神仙的實際祈求，相適應和協調。也就是說，個人的成仙目標與民眾渴望得救的社會心理如何協調。

宋元時期的道教由於重視內丹修煉，因此對修道者去欲制情要求尤甚。這使道教，特別是全真教具有較濃的禁欲主義色彩。實際上，道教內丹修煉及心性修煉，皆以去欲守靜為基本目標。全真道就認為，人只有摒絕欲望，才能明心見性，也才能成仙正真。全真教經典重陽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說：「修行切忌人情，順著人情道不成」，並認為修行者，只有五情六欲都消散，脫人之殼，與天為徒，才能得道。王重陽的金關玉鎖訣稱：「唯一靈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張伯端的悟真篇後序也說：人「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患，若無其身，患從何來?」因此，全真道的內丹修煉，就是要把人的骨肉耗盡，認為只有損凡形才能成仙質。顯然，這些反映了全真道濃厚的出世主張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斷與世俗社會的各種聯繫。

但這樣的主張，自然會遇到來自世俗社會的強大壓力。實質上，早在東晉時代，道教的一些出世主張，就使世俗統治者不滿。道理很簡單，如果人們皆避世而居，入山隱匿，統治者就無人可治了。葛洪就曾經對隱遁之士，則為不臣的指責進行過辯解，說：「何謂其然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道以厲貪濁，殊途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這種辯解，顯然是力圖協調仙道與人道的矛盾。但金丹派在教義及修煉方法上，皆有出世主義和自行修煉特徵，所以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矛盾。

那種隱遁山林，不問塵世是非善惡的修道思想，受到廣泛批評。這種由出世到入世修煉方法的改變，實際上是對修仙者盡人道，為世俗中人作出道德表率提出了要求。

宋元以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壯大，市民意識逐漸在社會中形成巨大的影響力。此時民眾對道教的需求是一種實際的需求，即希望他們信仰的神靈，能夠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做到排憂解難的作用。這種信仰心理，不僅促生了許多與民眾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新偶像，同時也對道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道教必須將傳統的修仙觀念與廣大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需求結合起來。因此，南宋以後崛起的以全真派為代表的各種道教派別，大都在修道觀念中強調內修與外用的統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與外積功德的入世精神間獲得一種平衡。

符籙派道士本來就混於市集塵世，與世俗社會聯繫較為密切。就是那些以單修獨煉為特徵，有較嚴格的出家制度的內丹道派，如全真道，也面臨宗教內部強大的入世壓力及各種社會壓力，最後適應於潮流。全真道本來有濃厚的出世主張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斷與世俗社會的各種聯繫。但另一方面，全真道又以真行來促使教徒外向社會，實踐世俗道德。晉真人語錄在解釋真行時稱：「若要真行者，須要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或化善人入道修行。」顯然，在全真道的出世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入世色彩。

這種入世思想，在別的內丹派理論家的言論中得到進一步強調。如被稱為內丹之祖的張伯端，就明確反對不理塵務的修煉方法，提倡大隱塵世。在悟真篇中，他稱：「志士若能修煉，何妨在市居朝」。他本人就是非出家道士。另一著名內丹學家白玉蟾也反對出世修仙，說：「吾所以混俗龢光者，不欲自異耳。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則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禽。」據說他本人就時時蓬髮赤足以入塵市。

明代全真著名道士張三豐也力主入世修煉。他在大道論說：「不拘貴賤賢愚，老衰少壯，只要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全於人道，仙道自然不遠也。」

從以上言論看，宋元以來道教入世修煉呼聲愈烈，這顯然與道教深入民間的趨勢是一致的。這種修仙思想，在明代通俗文學中，常以神仙人物在塵世行救世之道，積功累德的行為表現出來。

因此，明代小說中，呂洞賓身上的二重性，實質上反映了，道教在宋元以來，面臨新的社會需求和社會現實時，在修仙觀念上的調整，即在保持原有修仙基本理論原則基礎上，強調對世俗生活的關注，對民眾現實要求的積極回應。也就是經由內修和外行的互補，來達到利己與利人相合統一。這種新的理論，在宋元以後的各道派的修仙思想中，都有不同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