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全真派的掘起四

道教全真派的掘起四06.11.2010 元始道長

第四，提倡積功累行、功行雙全，重視宗教道德修養，使宗教生活世俗化。

全真派更加傾向世俗化

從根本上講，任何宗教都程度不同的具有出世傾向，是從現實生活中遁入教門的一些特殊社會成員。但是，作為現實社會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宗教又不可能不同社會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為了招納教徒，維持宮觀的經濟生活，建立宮觀，擴大宗教的社會影響，它又必然要以宗教的特殊方式入世，由此造成宗教在出世和入世問題上的二重性矛盾，這個矛盾在全真派也是同樣存在的。

言出世，全真派立教之初就有出家之制，全真弟子必須斷絕塵緣俗累，出家立觀。元代以後，全真派建立了嚴格的叢林制度，有一套宗教生活的清規戒律。這些現象表明，全真派比早期道教有更明顯的出世傾向。

但是，在中國古代政權高於教權、宗法倫理關係籠罩一切社會關係的歷史背景下，離家出世、背親棄君、不拜君親、不事生業又一直是三教論爭的焦點，是佛、道二教最易受到攻擊非難的弱點。為了緩解宗教同現實社會政治和倫理的尖銳矛盾，佛、道二教又呈現出不斷世俗化的趨勢。佛教的世俗化在禪宗表現得最為集中，道教的世俗化在全真派表現得十分明顯，在一定意義可以說全真派是一個出世傾向十分嚴重、世俗化趨勢也十分強烈的新道派。

全真派的世俗化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提倡積功累行、功行雙全的修行宗旨，調和出世和入世的矛盾。

全真派之提倡積功累行、功行雙全，從他們對全真之名的解釋中即可證明。

關於全真之名，全真高道歷來有不同解釋，或以全其本真為全真，「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姬志真雲山集卷三全真）或以精氣神俱全為全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李道純中和集·全真活法）或以功行雙全為全真，「功行兩全，是謂真人。」（晉真人語錄）這些解釋，都可以在王重陽的言論中找到根據。

全真派產生于金元之際，當時戰亂不已，民不聊生，特別是北方千里田園荒蕪，遍地饑民餓拜。為了擴大全真派的影響，王重陽拋棄了早期道教只重一己之修、不重社會活動的狹隘修行方式，吸收了儒家積極入世、匡時濟人，正一派慈悲為懷、普度眾生，和墨家苦己利他，兼愛夭下的精神，明確提出全真道人必須苦志多年、積功累行。他回答馬丹陽問「何名為出家」時說：「有功行修真之德者，為出家。」（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他教誨弟子修行之人不但要修真功，而且要有真行，開闡長生那門戶，真功真行昭著。「願修持鍛煉，功行兩雙全。」（卷三）何謂真功、真行，馬丹陽解釋說，真功即是於心地下功，指個人的身心修煉之功；真行就是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常行方便，損己利他，常起慈悲，暗積功行，指傳道弘法於世、濟世利人的實際社會活動。（丹陽修真語錄）

在重陽七真弟子中，邱處機可稱功行雙全的典型。他論述功與行的關係說：「大凡修真慕道，須憑積功累行。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于教門用功，大起塵勞；或于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意思是既要拋棄世事專心於個人的身心修煉，又要弘揚宗教於塵世。（寄西州道友書）為了傳道弘教於塵世，就必須與塵世發生種種關係，不得不有各種塵世之行，即社會活動。

在邱祖垂訓文中，他歷述塵世之行有「建宮蓋觀，印經造像，修橋補路…戒殺放生，存慈悲之心；舍藥施財，絕怪貪之妄」，以及「愛老憐貧，周濟窮困，廣施恩義，多行方便」等等。邱處機一生經歷，在全真派門可謂功行雙全。他于棲霞洞奉師入道，穴居磺溪六年，隱于龍門洞七年，可謂隱世修己之真功。

他應金世宗召請入燕京主持萬春節蘸事，自請去山東招安楊安兒義軍，73歲後風塵僕僕遠行萬里，向成吉思汗宣揚不嗜殺人、敬天愛人之道，在北京廣建全真八會，在全真觀中收納流亡饑民、士人以至於俘虜，屬於濟世救人之真行。廣泛的社會活動必然會使宗教生活世俗化，使宗教徒的社會活動成為整個社會活動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

明清以後，國家對宗教的管理日趨嚴密，全真派也就更加注意調和同現實社會的關係，這種傾向在清初全真龍門派宗師王常月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龍門心法中，王常月明確提出了出世法即在世法之中的觀點。

他告誡門人說：「你們要修清淨無為出世的妙道，只要有志氣做那世法。若世法行得去，則出世法在世法之中。…祖師云：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遠矣。」「至道能出世，不以出世為至道。既能出世，又能入世，既能出苦，又能受苦。」「入世法出世法只在一心。所用順逆不同，其實只是一法。」既然出世和入世只是一法，宗教和世俗社會的矛盾也就完全解決了，而全真派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方法是使宗教世俗化，使出世法順應現實社會之世法。

全真道的世俗化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提倡積功累行、功行雙全的修行宗旨，調和出世和入世的矛盾。

二是強化宗教道德中的社會倫理內容。

道教的教理從總體上說雖來源於老莊，但為了適應封建文化的倫理道德主流，從漢代開始已逐步拋棄了絕仁棄義、排斥倫理道德的傾向，道教的宗教道德一開始就是以封建社會的倫理為基本內容的。宗教道德主要體現於宗教戒律之中，早期道教的基本戒律有所謂五戒、八戒、十戒，更具體者則有二十七戒、一百八十戒甚至三百、一千戒者。在最能反映道教戒律特徵的十戒中，不得叛逆君王、不得違庚父母師長、不得淫亂骨肉等都是封建社會倫理綱常的基本要求。

唐宋以後，儒學在重整綱常的口號中復興，儒家的綱常條目和社會的習慣性道德規範也大量融人全真派的叢林戒律、清規之中。王重陽立教時就規定孝經是全真派的基本經典，將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作為持戒的首要條件。（金關玉鎖訣）馬丹陽立誓狀文宣稱出家人謹依國法為先，丹陽十勸文第一條就是不得犯國法。（丹陽修真語錄）

元初全真高道陳致虛認為：「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出綱常之外別有道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不可易也。」（金丹大要·道德經序）這樣一來，老子的天道就變為儒家的人道，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大道雖不再是老子之道，卻確實是全真派之道。

全真派的三堂大戒，初真戒的第一條就是不得不忠不仁不信，當盡節君親，推誠萬物，中極戒中有不得不忠其上、當念天子聖明宏道、當念台輔賢良、不得與父母別門異戶等條，與儒家的倫理觀點和當時社會的倫理規範完全一致。所以清代吳太一初真戒律說云：「吾觀戒律者，於三教典籍本一也。喚是道教，恰是儒規，喚是道法，即是王法。…二者表裡，以扶世教。」任何道德都是歷史的產物，都要受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制約，道教戒律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是淡化神仙觀念，簡化宗教儀式，縮小宗教同現實生活的距離。

神仙崇拜本來是道教的顯著特徵，祀神祈福、齋禳科儀是道士生活的重要內容，這些特徵在早期道教特別是天師道中表現得極為突出。

但是，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千歲不死、萬世長存、飛升幻化、無所不能的神仙形象就逐漸為人們所難以相信和接受，通過祭神、齋戒就可以長壽、得福的觀念也必然逐漸動搖，因此，神仙觀念的淡化及宗教儀式的簡化在道教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全真派產生于金元之際，在它產生之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在唐宋兩代曾有一個長足的發展，紙張、活字印刷術的廣泛運用，對社會文化的普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唐宋以後佛教和道教的信仰目標和重心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移，將對外在神秘力量的信仰轉向對自己本來心性的崇拜。

王重陽立教之初，就對古老的神仙觀念提出懷疑，甚至予以拋棄。「自然消息自然恬，不論金丹不論仙。一氣養成神愈靜，萬金難買日高眠。」（卷九）他懷疑在自然之外別有神仙，在人的身心之外別有金丹。

他公開宣佈「害風人問有何能，術法俱無總不能。每日作為只此是：上頭吃飯下頭登。」（卷二）作為全真派祖師，明白宣佈自己並無神奇的法術，也不過與常人一樣用口吃飯，登足睡覺而已。「諸公如要修行，饑來吃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塵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靜兩個字，其餘都不是修行。」（卷十，以上凡只注卷數者俱為重陽全真集）明確宜布全真道士修行的關鍵只是心性清靜，不染塵念。

除此之外，全真派與常人完全一樣，並無不同，甚至連傳統道教的其餘修行方式如焚香禮神、打坐靜修、誦經佩符等等都認為是修行餘事，不必拘泥。

重陽的弟子大都繼承了其師的觀點。邱處機在回答北宗道法「亦尚神通變化否」時說：「若好神通，便非大道。大道極平常，不作奇特想。」（邱長春語錄）將一切神秘的法術排除在全真道法之外。馬丹陽說：行住坐臥皆是行道，修行時休太急，常逍遙自在，睡眠亦是人之所欲，不必為了行功打坐而終夜不眠。（丹陽修真語錄）

總之，修道之人只須在自己心性中下功夫，除此之外與凡人完全相同，神仙也就是心性清靜的凡人，這就使道教的神秘色彩大大淡化，使宗教同現實生活的距離大大縮小了。

綜上所述，全真派是在對傳統道教進行改革中所產生的新道派，是後期封建社會占居主流地位的道教大宗。它對傳統道教的改革從高標三教合一、提倡返回老莊開始，以超越長生、先性後命為中心環節，以淡化神仙觀念、淡化道教的神秘性結束，其客觀效果是使道教的宗教學說哲理化，宗教生活世俗化和倫理化，大大縮小了道教同現實生活的距離。正因為如此，全真派才有可能成為後期封建社會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道教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