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醫學是虛構出來的二01.28.2021轉
中國古代，解剖學早已不再局限於看病，並誕生法醫學。早在千年前，中國的司法領域就有專職的法醫。宋朝法醫宋慈(1186—1249)所著洗冤集錄便是系統的法醫學著作。宋慈在序言中說：「遂博采近世所傳諸書，自內恕錄以下，凡數家，會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見，總為一編，名曰洗冤集錄，刊於湖南憲治，示我同寅，使得參驗互考。」
宋慈說，當時流傳著許多法醫學著作。宋慈基於前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見解，創作這部著作。
二、明朝時，歐洲沒有醫學
明朝時，歐洲根本就沒有醫學，也不可能誕生像樣的醫學。
眾所周知，當時的歐洲，城鄉臭氣熏天，死屍滿地亂扔；王公貴族們終身不洗澡、不洗臉、不洗手，隨地大小便。關於這方面，不再贅言。
按照現行西方史，義大利、法國是當時歐洲最先進、最發達的國家。艾儒略在職方外紀中如此記錄當時法國的醫學：「是國(拂郎察，即法國)之王，天主特賜寵異。自古迄今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撫人鬁瘡，應手而愈，至今其王每歲一日療人。」[2]
法國人靠國王手摸治病，但是，國王每年只坐診一天。
義大利的醫學是這樣的：「…又有沸泉，有溫泉，沸泉…溫泉，女子或浴或飲，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入內皆可療病，又各主一疾，如欲得汗者，入某洞則汗至；欲除濕者，入某洞則濕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所。」[3]
義大利人靠鑽進不同的山洞治療不同的疾病，靠喝溫泉水治療不孕不育。
義大利、法國尚且如此不堪，歐洲如何能存在醫學！這樣的環境下，又如何能夠誕生醫學！
自唐朝以來，中國從朝廷到每個州郡，都設立醫學院。有趣的是，靠國王手摸治病的西洋，竟然和中國一樣，也建立起醫學院：「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優者進於大學，乃分為四科，而聽人自擇，一曰醫科，主療病疾…其試，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應諸師之問，如是取中便許任事。」[4]
歐洲的醫學院的教師是誰？醫學知識來自何方？中國的州縣還廣設免費為百姓診斷病情醫院和貧民救治機構，歐洲也不甘落後：「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數十所…凡貴人，若羈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則入此院。院倍美於常屋，所需藥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日與病者診視。復有衣衾帷幔之屬，調護看守之人。病癒而去，貧者量給資斧。此乃國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並力而成。」[5]
當時的歐洲，播下一斤種子收穫不過三五斤，全社會連吃飯都成問題。無論是國王的經濟能力，還是當時歐洲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
三、照抄中國醫書的西方解剖學
靠國王手摸治病的鄧玉函等人，硬是給中國傳來歐洲的解剖學。只要我們稍加留心，你就能發現，他們翻譯出來的歐洲解剖學著作，是地地道道抄襲中國著作的產物。
人身圖說通篇使用中醫穴位名稱來描述人身各部位，而且進行穴位治療。例如：
至太陽(穴)又分為二肢…上至鳳池(穴)…一下行至舌底及缺盆(穴)，一升上於頭厚皮及天庭(穴)之縫…並蘭台(穴)、廷尉(穴)…西師云：如頭疼及太陽(穴)痛，須於印堂(穴)血絡即太陽血絡開血即愈，屢試有驗。[6]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洗冤集錄把中醫的穴位名稱幾乎用遍了。西醫有穴位之說嗎？當然沒有。西醫會以穴位來進行人體描述嗎？當然不會。如果說這解剖學著作確實來源於歐洲，那麼，在原著中，西醫又是用什麼樣的文字來描述這一個個穴位所在的位置？
儘管人身圖說是解剖學的書，但是，鄧玉函等人抄書上癮，過於勤奮，一再不辭辛苦地抄下全套的中醫治療方法。例如：「若乳發腫毒，當於其左右旁及下分打火罐以散之。」「環跳穴，係骨節湊合之處。受病，宜貼風痛膏，或打火罐，或九龍雷火針。」
如果乳房發腫毒，就在乳房的左右旁及下面分別打火罐；環跳穴是骨節湊合之處，如果病了，適合貼風痛膏，或者打火罐，或採用九龍雷火針。
穴位、火罐、膏藥、九龍雷火針，中醫的十八般武藝盡數上場。只要不是睜眼瞎，都知道這是地道的中國貨。
如果穴位問題還可以狡辯的話，那麼，這該是鐵證如山了。除了抄襲中國著作，不可能有其他解釋。
只要我們肯花時間，就能找到許多源頭。如人身圖說：「人之肝或止一，或有二，極多不過三。」
顯然，這就是抄自宋朝楊介存真環中圖：「肝則獨片者，有二片、三片者。」
畢拱辰在泰西人身說概序言中說，中國古代解剖死囚屍體，事與泰西頗類，歐洲也是這樣幹的：「聞西土格致名流，值有殊死重囚，多生購之，層剝寸刲…故其著論致為精闢。」
總之，中國醫學有什麼，西洋醫學就有什麼；中國醫學是怎麼建設發展的，西洋人也是怎麼做的。
鄧玉函等人到底找了多少中國醫書來尋章摘句，東拼西湊，我們已經無法還原其全部真相。畢拱辰在序中說，本書是鄧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譯出來的。以鄧玉函的經歷，當時，鄧玉函至多是剛剛可以使用漢語進行日常交流，不可能擁有翻譯醫書的水準，更不可能具備閱讀中醫著作的能力。因此，人身圖說的真正作者很可能就是李之藻本人。
李之藻是進士出身，明朝省部級的高級官員，無疑，其家藏書豐富。李之藻被耶穌會認定為最虔誠的基督徒，為耶穌會編造大量圖書。由於李之藻並不知道歐洲的真實狀況，故而鬧出穴位、火罐、膏藥、九龍雷火針的西醫笑話。
四、胡謅的西洋醫學理論
僅僅有解剖學是不夠的，必須建立起一整套醫學理論，才能算是有較成熟的醫學。那麼，在耶穌會士筆下，西醫的理論是怎樣的呢？
陰陽五行是中醫的理論基礎，耶穌會士不好完全照抄，就編造一個陰陽、四行學說，但是套路是一致的。
所謂四行，就是假設世界是由火、氣、水、土構成的，而人體是一個小宇宙，相應的，人體也是由火、氣、水、土所構成，進而產生熱、乾、冷、濕四情。利瑪竇乾坤體義：「天下凡有形者，俱從四行成其質，曰火、氣、水、土是也，其數不可闕增也。夫！行之本情，並為四也，曰熱、乾、冷、濕是也。四元行，每二元情配合為性而成焉。若冷與熱，乾與濕，直相背而不可同居，以為二行矣。」[11]
這個火、氣、水、土的四行學說，顯然是抄襲自釋教理論。耶穌會士當然知道這一點，他們也知道中國人知道這一點，但是，利瑪竇在乾坤體義說：「釋氏，小西域人也。若已聞太西儒所論四行，而欲傳之於中國，謂地、水、火、風，乃四大也。」[12]
利瑪竇竟然反過來指責釋教抄襲基督教。眾所周知，釋迦牟尼遠遠早於耶穌，只有耶穌抄襲釋迦牟尼的可能，絕無釋迦牟尼抄襲耶穌的可能性。
為了化解這一困境，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甚至胡亂解釋中國歷史：「考之中國之史，當時漢明帝嘗聞其事，遣使西往求經，使者半途誤值身毒之國，取其釋經，流傳中國。」[13]
利瑪竇竟然說，漢明帝因為聽說耶穌在中東傳教，才遣使西域取經，但是使者誤往印度，取回抄襲基督教的釋經。
根據抄襲釋教的東西編造四行理論之後，要想成功建立起醫學理論體系，就只能抄襲中醫理論了。眾所周知，天人合一學說，以人體是一個小宇宙，便是中國所獨有的東西。這套理論太複雜，耶穌會士不可能搞得明白，李之藻又出馬了。「波爾杜曷後學傅汎際譯義，西湖存園寄叟李之藻達辭」的寰有詮：「窮理者，比擬而釋元行之為四也。一，謂人如一小寰宇，四液在身，如四行在大寰宇然，紅液應火，黃液應氣，白液應水，黑液應土也。」[14]
不僅強調人體是一個小寰宇，而且照搬中醫五行學說，以四行對應四液。羅雅谷哀矜行詮：「人肉軀函有四情：熱、冷、幹、濕是也。比四者和，而肉軀始安。」[15]
「人之一身全賴元氣充滿，元氣分為二：一濕氣，一熱氣。二氣均調，乃無疾病。」[16]
中醫講五行和肉軀安、元氣充盈乃無疾病，羅雅谷也這麼說。更加驚人的是利瑪竇的一番話，乾坤體義：「若四季者，春乃濕暑，則屬氣焉；秋乃旱寒，則屬土焉；夏乃暑旱，則屬火焉；冬乃寒濕，則屬水焉。其歲二十四節，亦以四季分類…若人內四液者，血屬氣，黃痰屬火，白痰屬水，黑痰屬土也。…人發病疾，蓋四液不調耳已，古醫家以四者分課，則先訪審所傷者，後以相背藥治之也。」[17]
利瑪竇竟然將治病與一年四季二十四節氣對應起來考慮！西醫並不如此，而且歐洲不存在一年四季二十四節氣的氣候，因此，歐洲絕不可能誕生這樣的理論。
不只是利瑪竇這麼說，傅汎際寰有詮：「四液相調，以成具魂者之異稟，四行亦各配合，以成萬有之殊形。一，謂四季分應各行，火應夏，土應秋，氣應春，水應冬，入多國古儒分別四行為二，就各所施，一謂之男，一謂之女，其義，似中土所謂陰陽者。」[18]
除了四行分別對應春夏秋冬，傅汎際還搬出入多國即埃及，宣稱那裡也建立有陰陽學說。高一志也說，西方自古就有陰陽學說：「外內雖各有主，而女陰男陽婦必從夫，以為起居之表焉。」古博學之士布路大嘗曰：「婦雖貴且尊…又譬如日月，月主陰，澤下物，光力悉借諸日，倘掩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諸物乖亂。」[1]
西醫中有陰陽學說嗎？當然沒有。耶穌會士的陰陽學說和一年四季二十四節氣一樣，抄自中國文獻。
耶穌會士還宣稱，歐洲醫生根據時節看病下藥：「故醫家治療，常考月與列宿會合之次。」[19]
只有中醫才講究天人合一，將防病治病與時令緊密聯繫起來，並且建立起完善的理論體系，黃帝內經‧素問篇‧四氣調神大論：「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
耶穌會士抄了一點釋教的東西，再抄襲中醫理論，強行東拼西湊起來一個陰陽四行理論，但是完全不能用來治療實踐。真的用這套來行醫，無異於謀殺蒼生。
中醫五行以木主肝，火主心，土主脾，金主肺，水主腎，相互間還存在相生相剋的關係。但是，耶穌會士只是搞了個四行，無法完全照抄，也得硬著頭皮抄，傅汎際寰有詮：「又日主心，火主膽，木主肝，水主口與舌，土主首。」[20]
抄著抄著就忘了，以木代替了氣，抄出火、木、水、土的新四行，而且與中醫一樣：木主肝。即便如此，心、膽、肝、口與舌、首之外的如脾、腎之類器官，口與舌、首的陰陽又是怎麼一回事，傅汎際也顧不得了。傅汎際寰有詮又說：「
月天之下，四行本所序次，亦各定有尊卑，火貴於氣，氣貴於水，水貴於土也，即居靜天九品之靈，其次第亦然，位彌高者體彌尊…」[21]
這裡，他似乎又忘記了木，回歸到舊四行。膽(火)貴於氣(木，肝)，氣(木，肝)貴於口與舌(水)，口與舌(水)貴於首(土)，以此來看，口與舌比腦袋還重要？四者之間的關係，就是誰比誰更牛的關係？凡此種種，只有神仙才能解釋清楚。
在耶穌會士筆下的四行，還是這麼一個怪物，傅汎際寰有詮：「霸辣篤謂火行屬四面三角等邊形，氣行屬八面三角等邊形，水行屬二十面三角等邊形，土行屬六面四方形也。」[22]
傅汎際搬出霸辣篤，即柏拉圖。柏拉圖是這樣解釋四行：火是四面三角等邊形，氣是八面三角等邊形，水是二十面三角等邊形，土是六面四方形。耶穌會士所說的四行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只有天知道。柏拉圖的四行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同樣是只有天知道。這三角形、四邊形的陰陽又是怎麼回事，依然是只有天知道。
如果誰認真對待，想要把他們的陰陽四行弄明白，十之八九會發瘋。這樣的陰陽四行理論，能指導出如何的醫學理論和實踐？我不知道誰能回答出來。
五、靠切脈診病的西洋醫學
如果不能診斷病情，解剖學學得再好也毫無用處，總不能凡是肝痛、肚子疼的患者都拉開肚皮檢查一番吧！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歷。進入西醫院，找醫生看病，醫生必然先開出一大堆的單子：驗血、驗尿、驗屎、彩超、核磁共振… 一系列的檢查做完了，醫生看完檢查報告，做出結論，然後住院、打針、吃藥。
可是，如果當你進入醫院的時候，恰好整個城市停電了，西醫該如何給你診斷病情？眾所周知，人類使用電的歷史，才百餘年。用較原始的手段驗血、驗尿、驗屎的歷史，不過二百年。
二百多年以前，如果一個人肝痛肚子疼，西醫是如何診斷病情的呢？來華耶穌會士的漢文著作告訴我們真相。極西高一志撰，虞城楊天精、河東衛斗樞、段袞、韓霖較的齊家西學說：「三家(筆者注，指法律、醫學、格物窮理之學)者，乃西學之大端也…其二家謂之修疾治命之學…故吾泰西古俗，醫有公學，諸名士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體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萬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當用之藥方，亦大約六年中，師教弟子以切脈及療治之法，後嚴考試，而非領考司之命，不得擅行醫也。」[23]
高一志說，歐洲辦了很多的醫學院，學制6年，學生需要學習很多的醫書，通過考試之後才能從業。在這六年時間裡，學生主要學一些什麼呢？答案是：切脈及療治之法。
艾儒略證實這一點。基督徒李九標主要記錄艾儒略言論的口鐸日抄：「先生(艾儒略)曰：…何異醫者按脈治病，以手印手，冀得其症而療之。」[24]
原來，在來華耶穌會士筆下，當時歐洲的西醫，是靠以手印手切脈診斷病情的。
西醫靠切脈診病嗎？當然不是。君不見，今天有的西醫每天都在指責中醫切脈診病不科學！以耶穌會士的陰陽四行學說，及其「日主心，火主膽，木主肝，水主口與舌，土主首」，「血屬氣，黃痰屬火，白痰屬水，黑痰屬土」之類的胡言亂語，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診脈的。
無疑，耶穌會士之按脈治病純屬編造。這足以證明，當時的歐洲，根本就沒有醫學。
六、道德底線之外的西學東漸
至此，也許有人仍存在這樣的疑問：如果歐洲完全沒有醫學，耶穌會士怎麼可能會憑空編造出解剖學著作？這是有道德底線的人才會產生的疑問。
我隨手列舉幾個例子。
蠶桑，是中國特有的東西，至少，西歐是沒有的。儘管當時歐洲人正在進口中國絲綢，但是，耶穌會士竟然寫出教中國人如何種桑、養蠶的文字，如齊家西學：「西俗，多於池外道旁，樹桑供蠶，益倍於諸樹之利。夏月，桑子既熟，取種播之…」[25]「養蠶為女紅之首業，亦略陳之。蠶種懷於春孟，生於春仲…」[26]
服不服？不服的話，我再舉例。
歐洲人種植過黍、粟、稻之類嗎？至少，西歐人不僅沒種過，而且沒吃過。但是，耶穌會士竟然寫出教中國人如何種黍、如何種粟、如何種水稻的文字，如齊家西學：「黍有長莖、短莖二類，短者良，種時在春末夏初，厥地喜易，喜肥，喜頻灌…粟性熱於黍…稷於百穀中最粗…豆有多種，大率喜善地。地欲三翻：孟冬、孟春、季春…稻各地可種，地磽則加壅溉，冬前後翻治既平，依形畫區，內外立壟，開渠備溉…」[27]
諸如此類的文字太多太長，我就不羅列了。
這些，是不是抄襲剽竊中國著作？不用懷疑了吧！
耶穌會士撰寫的種桑、養蠶、種黍、種粟、種水稻的文字，與他們的解剖學著作一樣，是揭示西學東漸本質的最典型的代表。
七、結論
直到明朝末年，歐洲尚處於手摸治病階段，根本沒有醫學，既無醫學理論，也無診斷方法，更不存在醫生。
來華耶穌會士翻譯的泰西醫書，實際上透過有組織地抄襲中醫著作，東拼西湊編造出來的；具體的執行者是皈依耶穌會的李之藻等人。
注釋：
[1]《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9-20頁。
[2]艾儒略《職方外紀》，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82頁。
[3]艾儒略《職方外紀》，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86、87頁。
[4]艾儒略《職方外紀》，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69頁。
[5]艾儒略《職方外紀》，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71頁。
[6]《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8頁。
[7]《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7頁。
[8]《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1頁。
[9]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0頁。
[10]《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9頁。
[11]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述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6頁。
[12]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述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8頁。
[13]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述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96頁。
[14]《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2頁。
[15]《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③)》，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9頁。
[16]《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③)》，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6頁。
[17]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述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8頁。
[18]《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2頁。
[19]《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08頁。
[20]《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08頁。
[21]《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61頁。
[22]《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⑤)》，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71頁。
[23]《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52頁。
[24]《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③)》，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21頁。
[25]《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7頁。
[26]《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一輯②)》，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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